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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家”带回中国社会理论的中心

——京沪社会学学者关注“家的理论与实践”

作者:张雪松  来源:中国妇女报  发布时间:2019-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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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把家带回中国社会理论的中心”圆桌座谈会在上海举办。与会者提出应在现代背景下去理解家,理解家的实质内涵;要用动态的眼光去看家庭变迁,并要放在中国情境下;“国-家-个体”之间并非简单的三元关系,而是复杂的多维度的相互嵌入的关系;不要把中国家庭的纵向关系简单化、本质化。

■ 张雪松

6月28日,“把家带回中国社会理论的中心”圆桌论坛在上海大学举办,《社会》杂志副主编孙秀林教授作为主持人,北京大学周飞舟教授和上海大学肖瑛教授作为引言人,上海交通大学陈映芳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吴小英研究员、赵立玮研究员,上海大学计迎春教授、李荣山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林叶助理研究员作为与谈人出席了本次论坛。与会学者围绕“社会理论与家的关系”“为什么要把家带回来”“现代社会转型中家与个人主义的对立”,以及“家的理论与实践”等问题展开了交流与讨论。

为什么要把家带回来?

虽然中国夫妻关系与西方家庭趋于相似,但传统家庭结构仍在持续起作用。

周飞舟教授表示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社会关系的本位性是垂直的而非平面的,父子关系是中国社会中最为重要的关系,也是差序格局的核心;费先生关注的垂直关系其实来自孟子的一本论——“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这种一本论对于理解中国社会关系的垂直性、人的差别性是至关重要的;丧服的服制起点叫做“至亲以期断”,即血缘上为“至亲”即“一体之亲”的人,“亲亲”和“尊尊”构成了这种制度的基本原则。这种父慈子孝的一体论,既表现了中国人在家庭关系中的行动伦理,也构成了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反馈模式”的重要基础,这也是差序格局核心层一体化的重要特征。在一本与一体的基础上,周飞舟又讲了爱的外推机制和差等原则。

肖瑛教授通过回顾摩尔根、滕尼斯、涂尔干、韦伯、黑格尔等人的学说观点来佐证家的重要性。同时他也谈到,西方哲学史是一部没有家的历史,而追随西方哲学的现代中国哲学也就罕见家的踪影,但他重读古典理论时发现,黑格尔的学说赋予了有形的家在现代社会的重要地位,普遍主义的同胞伦理与现代社会的人道主义,都源于对家庭式特征的创造性转化,其基础逻辑关系就是家庭关系。随后,他又从韦伯的比较历史社会学出发,讨论了家的总体性、多面向性、可分析性、家国关系、具体情境中家的多重呈现和复杂关联下理解家的实质内涵,并分析了家作为中国社会理论构建的可能出发点。

关于“家”的想象与实践

与会学者还针对“对家的研究的经验思考”“个体-家庭-国家的关系”“家庭的现代化”等关注点进行了交流。

陈映芳教授首先回顾了自己做经验研究时的经历,她在早期做当代中国青年研究时始终无法规避的“国-家-个体”这三者间的关系;在转向城市研究时,“家庭”的问题再次出现,遂转而“将家庭放回社会结构”。同时她表示,要肯定个体的价值和可能性,个体是在社会化中实践的,所以家应在承认个体的完整性、自主性后再放回中心。

吴小英研究员发现中西方社会理论的切入点都是家庭,工业社会的基本出发点就是个人社会与家庭社会的离析、性别的分离、公与私的分离等。当探讨家与社会的关系时,如果家被定义为私人领域的重要场所时,家是需要被带回的,因为理解当代社会不能脱离私领域,家庭内部的秩序、情感关系的共同体是重要的。同时,她也认为,做家庭研究,更重要的是要把“国家”带回来,“个体-家庭-国家”的链条关系是一体的,离开国家去谈家庭是不可取的。

赵立玮研究员回顾了现代社会对家庭的批判,并且追溯了古典社会学理论、西方哲学中涉及家的论断。他从多比奥、卢梭、阿伦特、涂尔干的学说中分析了家庭所扮演的位置,随后他表示,西方的理论家会给予家庭一个位置,但并不是十分重要,而个体化在当代社会中变得十分重要,日本的“下流社会”“无缘社会”都反映了家庭被削弱的事实,这是应该值得注意和反思的。

计迎春教授强调对家的理解要放在社会变迁中也就是中国转型社会的情境下,对比中国不同社会时期,家庭的形态、结构、内部的权力关系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正在进行并将会持续发生。在世界不同的社会文化情境下,婚姻的制度与实践都或多或少地处在剧烈的变动中。要以动态的眼光去看待家庭变迁;且要放在中国的情境下。

李荣山副教授从“作为中国人如何理解家庭”“现代化为什么先从家庭开始”出发,通过比较历史视野去分析,考察了不同国家的理论与现实研究。他认为即使在西方宗教国家,家庭也是起着重要作用的,德国宗教改革产生了路德宗的宗派,在家庭与宗教的冲突中,这种不太激进的传统保留了家庭的因素,这是韦伯所说的有机论的社会本体,糅合了基督教的宗教因素和传统的家庭特征,因此可以说家庭充分的参与了德国的现代化进程,从侧面来看也体现了家庭的重要性以及可以把家带回社会理论中心的可能性。

林叶助理研究员认为在单位制时代下,城市下层家庭的住居史是家庭主持者对成员日常生活的安置与各时期分配政策、社会机遇不断相互嵌入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家庭内部角色分工、权力关系、性别认知、“法”与“家”的博弈等维度体现得淋漓尽致,当家庭被经济因素扰动时,家庭内部的矛盾是一种策略和手段,无论是现代还是传统行动中,家庭的伦理政治都是绵续的,家庭的政治边界也是不断变化的。

把“家”带回来的再论

关于“家与个体化”的关系、“家庭结构的不同维度”“现代家庭关系的重要性”“家庭伦理与家庭边界的变迁”,以及“构建中国社会理论的反思”等问题,与会的几位学者都进行了深刻的讨论。

周飞舟教授提及当代中国家庭和古代家庭完全不同,个体化的生长是十分茂盛且不可忽视的;肖瑛教授也持有相关观点,此外,他对处于不同形态下的家又做了细致区分,“个体-家-国”的关系也是复杂的多维度的嵌入关系,在现实社会中是参差不齐的结构,因此经验研究是至关重要的;陈映芳教授也强调,把家带回来是充满想象的,但要注意中国特殊性以及家庭特殊性的想法,不要把中国纵向的关系本质化;吴小英教授也表示,对于家庭理解既来自规范也来自实践,对于新式家庭关系理解应该采取变动、流动的视角,并要上升到社会的宏观结构变迁中去。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社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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