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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被埋没杰作的合理打开方式

作者:柳青  来源:文汇报  发布时间:2015-08-20

    

    《斯通纳》英国版,2003年到2012年的十年间只卖了4863本,到2013年底,销量达到16.4万册,超过14万册是6月以后卖出的。图片为出版社提供。

    菲茨杰拉德,福克纳,耶茨……还有多少作家和作品要经历湮没以后卷土重来?

    1963年6月,丹佛大学英语系教授约翰·威廉姆斯完成一本新小说,他的文学编辑读了初稿,表示欣赏,但也谨慎地劝他“不要对销量报以过高期望”。于是,他给编辑写了封信:“我并不幻想它会成为畅销书,但我也不认为它的销量必然惨淡。我只确信这是本好小说,一本能被时间证明的好小说。”

    两年后,这本叫《斯通纳》的小说正式出版,《纽约客》登了一篇书评,形容它是“一幅关于无关紧要之人的杰出肖像”。评价很高,可书卖得不好。书评人的赞语很快演变成咒语,威廉姆斯自己也像他笔下的斯通纳一样,成了一个“无关紧要的”、“被无视”的人。除了《纽约客》的书评,《斯通纳》并没有机会登上文学杂志的封面,作为一本销量抱歉的纯文学著作,它很快下架,不再加印,一年后在书市销声匿迹。

    几年前,《纽约客》的一位书评人在专栏里写道:“每隔几年,我和我的同行都要写点文章,提醒人们《斯通纳》是一本被低估、被埋没的杰作。”可惜他的同胞们始终没兴趣。2011年,《斯通纳》的法语版出版,意外地成为爆炸式畅销书,并且传遍欧洲,意大利版卖出8万册,在荷兰的销量高达匪夷所思的20万册。至于在英国,2003年到2012年的十年间只卖了4863本,然而到2013年底,它的销量达到16.4万册,其中超过14万册是6月以后卖出的。威廉姆斯的遗孀根本不敢相信,50年前丈夫滞销的小说一夜间被21个国家买去版权。

    “如果写得够好,书本的世界会保存下来。一旦以书的形式出版,没有人能剥夺或损害书写所创造的世界。”若干年前,一位美国作家曾这样捍卫当时被忽视的理查德·耶茨。那么现在,威廉姆斯和《斯通纳》也是这样——无论如何,作品在那里,等待着读者。

    没有盖茨比的金钱、豪宅和酒池肉林,谁愿意看一个不得志教授的困窘人生

    20年前,若干美国作家愤愤不平于他们的前辈理查德·耶茨籍籍无名,“写得这么好,然后被忘掉,这传统让人心寒。”一个专业上毫不含糊的作家败给了无数赶时髦的蹩脚同行,他的书在二手书店的角落里落满尘埃,人们对此一无所知,也无所作为。然而文学编辑们心里是明白的:他们没法推销耶茨笔下惨淡的美国日常生活图景。

    威廉姆斯和《斯通纳》遭遇的是类似的状况。《纽约客》的专栏作者蒂姆·克瑞德曾经撰文总结过,菲茨杰拉德和《了不起的盖茨比》成为喜闻乐见的经典,本质上是因为他们被“误读”。菲茨杰拉德形容自己是“喝香槟的革命者”,“盖茨比”是一则关于梦想幻灭成灰的心碎寓言,但大部分所谓菲茨杰拉德的粉丝,他们眼里的作家是出入名利场的男神,看的到香槟,看不到革命。盖茨比“从子宫般毫无目的的繁华中分娩出来”,可读者好的恰恰是用金钱抒情的罗曼史,文字浅表的声色犬马。他们不觉得盖茨比是“反英雄”的悲情梦想家:他多酷啊,有钱,有豪宅,香槟像流水般在宅子里流淌,虽然他死心塌地爱着的姑娘背弃了他,一次又一次,可他毕竟曾经拥有过,“她在他身下花一样绽放”,这样的财富人生是有关成功的浮夸范本。相比“盖茨比”,《斯通纳》的主角太欠缺魅力。故事的背景是二战前,美国内陆,斯通纳是地方大学文学系的教师,他是老派人,一辈子在教职岗位上克己勤勉,为乏味的工作付出了一生。他既不是天才,也不是大师,到死只是个助理教授。小说的开头简单直接:“斯通纳去世了。经常逃课的学生会纳闷,威廉·斯通纳是谁?斯通纳的同事在他活着的时候并不特别敬重他,现在更是极少谈起他。对年长的学者们而言,斯通纳的结局提醒着他们将要面临的未来。而后生们觉得这个名字不会唤起任何回忆,和他们将来的人生或事业都全无联系。”多么黯淡的一幅素描。作者威廉姆斯的文笔简洁,克制,用词准确但全无招摇,像雨后淘洗过的天空,干净清淡。接下来展开的小说,不拐弯抹角,也没有悬念,不慌不忙地讲一段充满挫败感的人生——专业上没什么成就,和同行不睦,婚姻名存实亡,女儿和他反目,试图投入一段爱情却不了了之。如同耶茨写的是粗粝的中产现实和并无过人之处的平凡人,威廉姆斯写的是修道院一样的学院小世界和乏善可陈的学者,斯通纳比耶茨的主角们要自律,至少他不会因为脆弱而喝太多的酒,可本质上,他们都是一群让人失望的倒霉蛋啊。

    “《斯通纳》在美国是很难获得认同的,因为他不像我们中的一员。”

    1999年,《波士顿评论》刊登的一篇长文《失落的理查德·耶茨世界》,促成作家的全部作品再版,处女作《革命之路》被拍成电影,这本被埋没的杰作迎来迟到的畅销,纽约地铁里一度有过“人手一本《革命之路》”的盛景。然而面对《斯通纳》这个文本,我们几乎难以想象它能被改编成电影——人生太长,活着是低到尘埃里的姿态,尴尬连着耻辱,捱不到头。

    斯通纳出身农家,他在1910年入读密苏里大学农业系,因为一门英国文学必修课,不期而遇的一首十四行诗改变了他此后的方向。这不是一碗“文学照亮人生”馊鸡汤,斯通纳遇到的是魔鬼教授,对方在课堂上不留情地碾压这个欠缺文学储备的农村青年,他像诗里“挂在瑟缩的枯枝上索索颤抖”的叶子,说不出一个完整的句子。他的性格里有泥土气,踏实,诚恳,能忍,没有准备好从乡村进入城市,也没准备好从童年走向成人,但乡土和童年都回不去,于是他留在与世隔绝的文学系课堂里,直到1956年去世,他那扇通向外部世界的门是关着的。终其一生,他笨拙,反应木讷,感情上极端羞涩,不敢讲明心思,让他说出内心确切的想法是太难的事。

    他这样“老实的好人”并没有被世界温柔相待。威廉姆斯的文笔清澈,不耍语言杂技,斯通纳的一辈子在他笔下像缓缓流水向终点去。可这真是一本难读的小说,忍不住若干次地放下,因为不忍心看斯通纳在意的东西一样样破灭,一切持续地、不可逃避地发生,他像欧里庇德斯悲剧里的主角,被命运的大手随意拨弄。英国作家朱利安·巴恩斯说他读《斯通纳》时,每天只能读30-40页,“必须要缓缓,才能接着去面对斯通纳注定悲伤的一生。”

    在斯通纳生命里反复上演的,是好的开端狼狈收场:他投身文学,但一生碌碌;他热爱教学,但遇到处处为难他的系主任;他陷入爱河,娶了妻子,然而蜜月没完他们双方就意识到彼此不般配,他们耗去漫长的后半生才肯承认这段婚姻是错误,他的妻子所受的全部教育是在社会中做一件美而无用的附庸,她冷漠,并且丝毫不意识到她的冷漠凌迟着身边的人;在不如意的工作和糟糕的婚姻之外,女儿是他唯一的寄托,但是因为妻子一手安排,他的心高气傲的女儿蔑视他,和他决裂;他在黯淡的中年邂逅第二段感情,以为新的人生在脚下展开,可是脆弱的师生恋经不得外部风浪,他的“真爱”只落得校园桃色轶闻的下场,这年他42岁,“往前看,没什么可期待的。往回看,没什么好回忆的。”

    咏叹调式的段落从没有机会出现在《斯通纳》里,它是平静的宣叙调。巴恩斯评论,这是一本特别“静”的小说,类似的静气在美国现代小说里是几乎找不到的。美国文学的传统里很容易找到“悲观主义”或“反乐观”的分支,但很少有《斯通纳》这样——他完全不抗争,连挣扎都没有,逆来顺受地接受迎面而来的“命运”,如果他的遭遇能称之为命运。

    美国作家西尔维亚·布朗瑞格分析过:“《斯通纳》在美国是很难获得认同的,因为他不像我们中的一员。他隐忍,得体,自律,他其实并不脆弱,从不失控,你看他甚至不酗酒。他的性格里有着难以捉摸的暧昧和被动,这让他更像英国文学或欧洲文艺片里的男人。”既是作家也是评论家的巴恩斯敏锐地点出:弥漫在《斯通纳》里独特的伤感使它成了一本独特的小说,威廉姆斯用文学的方式写出了“反文学”的伤感,因为摒除了文艺腔而显得纯粹,接近于生活自身的悲凉底色。作者以极端的清醒冷静,写出我们世界里普普通通的悲剧,这悲剧在于当事人自己是无意识的,而且这悲剧越是日常,我们越是无能为力。

    这是不值得的一生,这是值得的一生

    在威廉姆斯偶然接受的一次专访里,他评价他的主角:“你们以为他是个失败者,但我认为他是他自己的英雄。你们以为他过了糟糕的、让人怜悯的一生,然而真相是,他比你们大多数人过得好。他一辈子做自己热爱的事,他爱文学,文学研究是他的信念。刻苦勤勉的工作塑造了他,给了他身份,让他成为他而不是其他任何人。”

    这番话听起来接近契诃夫的态度:面对无理的世界,我们至少能努力工作。斯通纳和契诃夫的主角们是有共通点的:他们都是古怪哀婉的知识分子,具有深刻尊严感,而在实践他的原则时幼稚无能;笃信德行的善与美,私生活却一团糟糕,恋爱只会带来不幸;有梦想,但不会打理,是做不成好事的好心人。斯通纳是软弱的人,逃避问题,不善行动,但他用坦荡单纯的内心捍卫学术和道德的尊严,他一生最具戏剧性的时刻是,坚决不让在学术中弄虚作假的学生通过博士生口试,即便对方是强势系主任心爱的门徒。斯通纳用全部的人生捍卫文学的神圣和他所在小世界的纯净。《斯通纳》里有对立分明的两个世界:文学的和世俗的,文学的世界属于拉丁文、莎士比亚和十四行诗,是难以融入世俗生活的斯通纳依赖的避难所,而外面的世界是大萧条、战争和像战场一样惨烈的婚姻。回到1910年的课堂上,斯通纳第一次读到莎士比亚的这首十四行诗:

    “在我身上你或许会看见暮霭/它在日落后向西方徐徐消退/黑夜,死的化身,渐渐把它赶开/严静的安息笼住纷纭的万类”。

    教授刁难他,他阐释不了古英语的意义,可是懂或不懂有什么分别呢?深刻的变化在那一瞬间发生,他看见了光,是诗里的暮霭,也是“窗外的斜阳漫不经心扫在他身边同学的脸上,他们的脸亮了起来,就像从身体内部亮起的光,柔和地照亮四周的昏暗。”“他们的脸在光的游动里暗了又亮,斯通纳低头看他的手,这是一双笨拙的做农活的手,这一刻它们在他的眼里是全新的,仿佛有奇怪又神奇的事发生。”这道光像一把钥匙,对于青年斯通纳而言,它不仅打开了他面前闭锁的文学之门,也打开了生活的大门,他浑浑噩噩的人性醒来了。

    他朦胧地意识到,这是文学在他身上制造的奇迹,他的余生,以及整部《斯通纳》,试图揭开这个奇迹。斯通纳度过了和文本打交道的一生,他寻找文学世界里的秘密,文字所不能抵达的地方,语词所不能传递的秘密,人类经验和表达之间相隔的银河星汉。

    文学就是他的宗教,他捍卫这个世界的纯洁性,为此把世俗的世界推得远远。当他临死躺在病床上,他再一次看着双手陷入沉思,这一次窗外的光照在他拿着的书上,他已经看不清自己的书里写着什么。回到少年时读过的十四行诗,这时他看到的已经是余烬,“在青春的寒灰里奄奄一息”,走过了自以为纯粹、苦修,却最终意识到是被奚落、被无视的一生,他自问:“你想要什么?”

    并没有发生撕心裂肺的垂死挣扎,也不存在息事宁人的临终安慰,要给生命画上句号时,斯通纳既没有妄想也不绝望。他死前把一生想得通透,文学确实照亮了他,让他平凡的人生里有了寄托,即便将来不会有任何人读他写的书,他是个在学术界没有一席之地的平庸教师,但文学让他有了一生所爱,他像牧师效忠上帝一样效忠了文学,追求知识比知识本身更重要。《斯通纳》的最后一幕,是斯通纳的书从他冷却的手里滑落,一定程度上,它的优秀在于这份“释然”,它既不依赖白日梦的救赎,也不陷入虚无的绝望。

    斯通纳的导师对他说过一段话:“人类有很多战争并不发生在战场上,与此有关的胜利和失败也不被记入历史。”《斯通纳》留下的,就是不被记入历史的那部分“人的失败和伟大。”这本书,也像少年斯通纳在课堂上看到的画面,“从内部发出的光芒闪烁,照亮四周昏暗。”

    这样一部书写“用文学对抗世俗”的纯文学作品,在沉寂多年后爆发,本身足够耐人寻味。

    旧文新读 平凡人的失败

    作家约翰·威廉姆斯及其作品《斯通纳》的再度走红,不免让人联想起上世纪末理查德·耶茨经历过类似的卷土重来。耶茨活着的时候,被美国的文学杂志形容为“最不为人知的著名作家”。每出版一部作品,他得到评论界中肯的好评,但每一部都卖不动。耶茨去世七年后,美国小说家斯图尔特·奥南在1999年《波士顿评论》的10/11期合刊上发表了一篇长文,为“被遗忘的最优秀的美国作家”鸣不平。这直接促成本世纪初的“耶茨热”,他的所有作品再版,长篇传记问世,《革命之路》被改编为电影。

    (原文由作家、翻译家孙仲旭翻译,此处刊登为本报编辑节选。)

    理查德·耶茨曾是最受褒扬的作家——冯内古特称赞他为一代人代言——他现在似乎属于受人尊敬而又悲哀的那一类:作家的作家。然而,耶茨并不合乎作家的作家这一类型。在品钦和拉什迪功成名就的时代,耶茨写的是家庭生活中普普通通的悲伤。他的作品是简单或者传统、常规的。他的文字在表面上如此清澈,事实上,他写到的人和事如此普普通通,很接近我们所了解的世界。

    1961年,耶茨的长篇小说处女作《革命之路》出版,这本书详细描写了惠勒夫妇婚姻和梦想逐步破灭的过程。耶茨击碎的,不仅是弗兰克和爱波的希望,也是读者的,让我们跟他笔下的角色一起受罪。希望被讽刺性的现实所取代,后面还有更多现实,不可遏制,我们只得忍受下去。如同羞耻,如同生活——它不肯结束。

    一开始,弗兰克和爱波得到了我们的同情,因为我们都知道郊区生活是何等沉闷,闷得能把人变得荒唐可笑,知道消费者文化有何等虚伪和乏味,知道办公室工作是何等辛苦而毫无意义。对于过度敏感带来的折磨,我们所爱之人有些方面不顺利而带来的悲伤,金钱方面的失望以及意识到目前的生活离自己的理想相距十万八千里,我们都感同身受。我们都认为自己不同凡响,不得不妥协或者把希望调低,或者放弃最不羁的设想时,我们都会深受煎熬。但是惠勒夫妇的生活中所出的问题,很多源自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他们自私、软弱和未能接受事实的结果。如果说他们不是被动的角色,他们当然也不能算是坚强的,不是英雄,也不是反英雄。他们是平凡人,他们失败,该怪他们自己,他们精神上缺乏想象力或者没有自尊,然而耶茨选择了描写他们,并且要我们认真考虑他们的内心生活。

    我们从自己没那么轰轰烈烈的生活中,看出了他笔下角色所遭遇的失望以及错误估计。耶茨并未过分宠爱我们,给我们常见的救赎式、唤起生活信心的情节发展,他完全没有利用喜剧来淡化耻辱,在该面对最糟糕的情形时,完全没有任何方式的躲避。

    耶茨的与众不同之处,不仅是他悲观,而是纠缠住了普通美国人的抱负。吸引我读起耶茨的,是他坚持描写粗砺的现实。在我当时的世界中,失败比成功更常见,最多只能希望忍耐下去。家庭与爱,维持不易,经常也是不可能的。没有人因为幸运而获救,或者因为碰巧之事而化险为夷;没有体谅人的情人、朋友、父母或者孩子。运气不会变,只是沿着一条道走进死胡同,然后把你撇在那里。找到能理解这一点的作家,他没有用硬汉式的讽刺将其粉饰,或者用情绪化的泪水将其淹没,这是个新发现。

    1981年10月,《革命之路》出版20年后,出版社推出了耶茨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恋爱中的骗子》。到这时,美国的写作潮流转了向,耶茨一直坚守的朴素风格和对非英雄性角色的关注蔚为时尚。卡佛的《我们谈论爱情时谈论什么》刚刚在4月份出版,在《纽约时报书评周刊》的头版受到欢呼,流行刊物及文学刊物上,登满了关于普普通通、被生活所蹂躏的美国人的短篇故事。了解耶茨比这要早的作品的评论家明白,耶茨的也是开创性作品。在他职业生涯中很久都被称为落伍之后,耶茨这时因为领风气之先而获得一片赞誉。

    然而新小说跟他的作品的相似只是限于表面。新小说简化了作者及其笔下角色的立场,那些角色没有欲望和恐惧,他们无根、无目标、无头绪,单纯和忧郁麻木地综合在一起,在麻木的商业世界上随波逐流。这种自由,是耶茨笔下的人物从未享有的。耶茨笔下的角色从单纯发展到幻灭;在新小说中,角色已经到了幻灭阶段,无所作为。这是一代人的情况,经历越战和水门事件,在耶茨笔下的年轻人身上如此突出的希望早就无处可寻,那是另外一个时代的遗留。

    对于笔下角色,耶茨并未刻意有好恶之分。在他看来,世界对他们压迫是类似的,他们挣扎得越厉害,就失败得越痛苦。他们不知道何时应当放弃,而是继续羞辱自己,正是这一点,让他们如此令人恼火。他们之所以让我们如此困扰、如此被打动,是因为耶茨不肯把他们刻画成典型的令人同情和坚强的人。他们并非英雄人物,理所当然会为最糟糕的自己感到羞愧,并希望会做得更好。耶茨笔下的人物在表现得最糟糕时,像镜子一样,反映的是我们的弱点:被动,犹豫不决,自怜自艾,愚蠢。他眼里的世上之人事实上主要是并无过人之处、并不完美的人。

    编辑们知道在商业出版世界,他们无法推销这样一幅惨淡和未经修饰的图景。在令人作呕的可爱人物统治着主流,索然无味的聪明人把持着先锋派时,意图严肃、行文明晰的作家变得罕见。耶茨不只是一位优秀作家,他的小说代表了美国经验一个重要方面:战后繁荣中的混乱。对于焦虑时代、美国式个人主义合乎逻辑的副作用以及四五十年代高远得让人无法想象的理想之变质及受挫,没有人能像耶茨刻画得那样出色,那样深刻。

编辑:张小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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