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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作家最大的过错是让读者相信了他的故事

作者:柳青  来源:文汇报  发布时间:2015-11-25

    007电影上映的季节,连书店里都是间谍的气息。

    不知道作家勒卡雷看到《007:幽灵党》是什么样的感触,他曾经极度看不上的邦德在孤独和痛苦中别无选择地坚持信念,仿佛被他笔下的利马斯灵魂附体,发出“间谍的归宿是不再存在”之叹的M,更像是勒卡雷那些冷战背景故事里疲倦、善良的史迈利,而非邦德的铁血上司。弗莱明创造的低俗小说符号竟加入了勒卡雷的严肃写作版图,这时,距离后者发表他的代表作《柏林谍影》,过去了整50个年头。继《柏林谍影》的50周年纪念版在英国上市,它的中译本也在最近面世。年过80岁的老作家再谈自己的巅峰之作,他说:“50年来我学到的并不多,除了一点,情报世界与我们所在世界的道德并无二致。”

    “我仅仅是在那个秘密世界里做过一点事情的正常作家”

    写《柏林谍影》时,本名大卫·康威尔的勒卡雷仍供职于英国情报机构,之前他已经用笔名出了两本小说,这本《柏林谍影》经过重重审核,被认为“纯属虚构,与个人经历无关,也不会造成安全问题”,被允许出版。但小说面世后掀起舆论狂欢,有美国媒体挖掘出勒卡雷的机密身份,把他描绘成一个凭空冒出的英国间谍,讲述间谍世界的真实景象。随后,又相继有专家一口咬定书里讲的是真实事件,推波助澜地把它送上了畅销榜,并且在榜单上停留了很久。

    出于情报人员的职业伦理,勒卡雷在纽约的新闻发布会上否认自己为军情五处工作,但他越是否认,越加剧围绕这本书的谜团。若干年后,当勒卡雷的身份不再需要“保密”,他曾开诚布公地说过:“我从未经历过什么危险的事,其实这份工作经常让我感到无聊透顶。否则,我的雇主也不会允许我的小说出版。”就像他自嘲的,军情五处对于这个“不够谨慎”的决定后悔莫及,有太多人把小说当真,一度很不利于现实的情报人员招募。勒卡雷所在部门的主管公开表示“他的贡献微乎其微”,兄弟部门的主管认为小说很有趣,但作者描写的“无情的双重间谍行动”绝非事实。讽刺的是,当真正掌握情报工作话语权的内部人员站出来澄清时,他们越解释,公众越是认定他们在撒谎。

    真相的悖论制造出的谜团,让勒卡雷获得了一般作者梦寐以求的关注,但问题在于,那个谜团的本质是谣言。当他的抗议对事态发展无能为力后,他的心态从最初的惶恐演变成无力的愤怒感,50年后,他坦言这种不能平息的愤怒伴随了他的全部写作生涯:“《柏林谍影》是一种任性的想象力的产物,这种想象力因为我对政治的厌恶和个人困惑而终结。”他被视作间谍小说写作中的“第一人”,这恰是他所痛恨的头衔,因为,“我永远被看作一名间谍出身的作家,而不是一名仅仅在那个秘密的世界里做过一丁点事情的正常作家。”

    柏林的悖论:人类自身愚昧和历史悖论

    上世纪60年代初,身在历史现场的勒卡雷见证柏林墙的建造,从一排带刺的铁丝网变成用空心煤渣砖垒砌的厚墙。然后,他用想象塑造了利马斯,这个男人和他所在的柏林,成为人类自身愚昧和历史悖论相结合的代表。他用小说捕捉了“二战”结束15年后弥漫在两个德国的氛围、气息和声音,痛彻心扉地认识到:“只有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始于1917年的俄国。对于东西方两个阵营而言,二战只是插曲。”

    冷战的堡垒在二战的余烬上拔地而起,勒卡雷观察并记录下的历史悖论莫过于此。利马斯在联邦德国遭遇的同行,其实是一群声名狼藉的人,他们在第三帝国时代有过“辉煌”履历,战争结束,他们没有被送上战犯法庭,却因为对铁幕东侧的激进反对态度,得到盟国的宽容甚至宠溺。美国人组建的西德情报机构头目莱因哈德·盖伦,是东线战场的降将。情报机构总部位于慕尼黑附近的普拉克村,那栋巴伐利亚乡间豪宅之前的主人马丁·鲍曼是元首最信任的私人秘书。当勒卡雷因为私人关系得以去那里参观时,看着从地窖里盘旋而上的巨大楼梯,还有和元首府邸中类似的地堡,他想象利马斯会是这个地方的常客,因为没有联邦德国的配合,深入东部德国的行动根本无法实施。他想象着利马斯很多次地在这里遇到海因茨·非尔夫,这位盖伦最器重的反情报长官是昔日的党卫军核心,他揭露过一堆俄国间谍的身份。而在远比小说更荒诞的现实中,人们很久以后才发现,这个被亲美政权重用的纳粹干将是一名苏联间谍。

    在某种意义上,勒卡雷足够幸运地只做过点情报基层工作,没有被那个世界所吞噬,他才有机会以“正常作家”的姿态去看清并写下:“情报组织之间的战争最无稽、最没有生产力,也最无法自拔,它对真实世界既无任何启发,也无任何助益,只是制造出无休无止的镜子迷宫。”

    情报世界与我们所在世界的道德

    饱受“真相谜团”的困扰时,勒卡雷作过这样一番检讨:“《柏林谍影》最大的价值,或者说,我犯下的最大过错,是把这个故事讲得让人信服。归根结底,故事里的梦魇是世界上很多人的经历。”他抵制外界评价他描写“间谍的现实”,因为他的野心让他把视线和笔触投向更普遍的现实。007或《碟中谍》这类电影里,老派特工在改变的世界里成了不合时宜的人,比他们更老派的勒卡雷反而在这时越发显得“合时”,就像他断言的,今天这个时代和吞噬了利马斯的时代,面对的问题是同一个:西方能多大程度地正当捍卫其价值观。

    从一开始,勒卡雷就是不乐观的。《柏林谍影》里虚构的情报机构头目有明确的表态:不能因为你代表仁慈政策的一方,你就不像敌人那样残忍无情。后来,在《史迈利的人马》结尾,史迈利赢了对手卡拉,勒卡雷却在自序里写下:当卡拉一无所有地走向柏林墙,史迈利赢了,但赢的人输了。现在,当他再谈《柏林谍影》,他说的是:“西方的代言人打理得更加精致考究,为非法的战争辩护,为无人机和刺杀制造理由,并号称垄断的大公司能为第三世界谋福祉。”这段指控微妙地和《幽灵党》里M那句“杀人的执照,本质应是不杀人的执照”相对应,如硬币两面,一面清醒悲观,另一面寄托了一点救赎的渴望,殊途同归于老作家那句格言式的结论:“情报世界和普通人世界的道德是一致的。”

编辑:张小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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