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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主流化:社会福利制度改革新思路

作者:杜平  来源:中国妇女报  发布时间:2015-06-30

    编者按

    近期,澳大利亚盛传将再次通过缩减民众福利改善适龄人群不工作现状。至此,被公众羡慕的西方福利制度再遭质疑。本文作者认为,要改变不合理的社会福利制度,需从女性主义和社会性别视角对其进行检视,并提出性别主流化的概念框架对于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以及性别平等的推进具有现实意义。

    从女性主义和社会性别视角对社会福利制度进行检视,可为改变不合理的福利制度安排提供借鉴的思路与方向,从而推动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之中。

    女性主义对福利国家研究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针对现代福利制度所进行的女性主义研究开始出现,并在20世纪80、90年代涌现出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女性主义视角也得到了社会政策研究者的肯定与重视。

    艾斯平-安德森曾指出,福利国家为公民提供平等的、无差别的福利给付,不仅仅只是一种干预机制,同时也将对不平等的社会结构进行修正。但在女性主义看来,这种修正却是具有局限性的,因为福利国家本身是构建于父权制框架之下的。父权制以社会构建起来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性别化区分为基础,而福利国家则是基于这种性别化的社会安排,即男性作为经济来源提供者和女性作为家庭主妇的角色,而进行设计和操作的。因此,女性作为社会公民参与市场和获得无差别、制度性福利给付的机会被大大削弱。福利国家对市场和家庭生活的干预,非但没有修正,反而维持和强化了不平等的性别结构。

    女性主义视角要求将女性问题从以往的边缘地位提升到理解福利国家本质的中心地位。相关分析证实了女性和男性作为福利国家受益者之间的不平等;强调了塑造福利给付本质的决定因素:国家、市场和家庭之间的相互关系;指出了家庭角色和意识形态对于国家提供福利和服务的影响;扩大了福利国家研究的分析重心,趋向于关注社会保险计划和收入政策。这些研究对于理解福利国家,特别是20世纪80、90年代的福利国家,具有重要贡献。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入劳动力市场,传统角色的改变带来了对社会福利的新需求;而随着女性家庭和社会地位的提高,福利国家也需要及时和有效地对这些需求做出回应。因此,女性和女性主义研究都在现代福利国家及其研究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社会福利制度

    社会性别与福利制度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一方面,性别关系深刻地塑造了福利制度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面,社会给付制度、社会保险计划和公共服务等又以不同方式影响着性别关系。作为福利供给的多元主体,国家、家庭和市场之间的互动也共同塑造了性别差异。因此,社会性别视角下的社会福利制度,主要考察社会福利是如何在国家、家庭和劳动力市场上对女性生活进行塑造,从而有利于我们对社会福利与性别差异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理解。

    ——国家与女性角色塑造

    在特定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下,福利国家以男性作为经济来源提供者、女性作为家庭主妇的角色分工为基础的设计,受到传统性别规范的束缚,并通过制度的安排以及个体对制度的遵从实现性别分工。可见,社会福利从制度层面对社会生活中男女角色的塑造,女性从属地位的强化,男女间不平等的生产和再生产发挥着重要作用。

    ——家庭中的女性

    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结构功能主义者认为,由赚钱养家的丈夫和依靠他们的妻子组成的现代家庭,为最好地满足现代工业社会的需求提供了一个和谐有机的基本单位。由此,社会政策的制定,非但没有试图改变这种状况,反而巩固和维持了不平等的性别关系,给女性带来了直接和深刻的负面影响。首先,女性承担着家庭中绝大部分的家务劳动,而这些劳动被认为是低技能、低价值和低声望的。其次,女性作为家庭照料的提供者和家务劳动的承担者,共同构成了女性外出就业的障碍。最后,女性作为家庭经济依赖者,导致了她们在家庭中的从属地位。女性的家庭角色和男性的社会角色分别构成了男女两性的首要身份,家庭作为支撑福利体系的重要基石,维持、强化和生产了女性的被统治地位和性别不平等。

    ——劳动力市场与女性就业

    作为社会公民,女性在理论上应该享受与男性平等的就业机会和相关福利待遇。然而,女性作为经济来源提供者的社会角色与福利国家为其量身订制的家庭角色并不相符。因此,福利国家需要通过社会政策的制定建立起维持和延续女性家庭角色,阻碍和限制其社会角色的福利制度。在不同的国家,相关的就业政策和劳动法案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机会以及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待遇。比如,日本的终生聘用制对男女角色的不同期许限制了女性就业,而劳动基本法严格限制了女性的工作环境、工作时间和工作强度等,明确地将女性置于法律上的弱势。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差异能够通过众多国家女性在立法上的多重劣势地位得以凸显,特别在就业问题上。

    性别主流化与福利制度改革

    而今,尽管社会政策的制定仍然没有充分地谈及性别问题,但由于受到女性主义与社会性别研究的启发,社会政策研究已经发生了革命化的转变。试图在社会政策领域中绘制出一幅包括男性和女性的新图景,将有赖于将社会性别视角纳入社会福利政策领域。而性别主流化概念的提出,为这方面的实践提供了有效的分析框架和操作工具。

    性别主流化,简而言之,就是指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1985年的第三次世界妇女大会,而后在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中得以正式宣示。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同时也就性别主流化的操作确立了指导性原则,包括:所有议题都应该设定成能考虑性别差异的形式;性别主流化过程必须全面而有系统地进行,要由最高层的机关负责,而且需要监督进度;推行性别主流化并不代表不需要针对女性的政策和立法;性别主流化需要明确的政治意志与财务、人力的分配。

    将社会性别纳入主流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性别平等,而性别主流化则是实现性别平等的工具。主流化并不是要在现存的社会政策实践中加入一个女性成分,或者一个性别平等的成分,而是将性别平等议题置于政策制定、执行、监督与评估过程的中心。性别主流化的概念框架对于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以及性别平等的推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需要不同国家和地区,在社会福利不同领域和不同层面的决策之中,予以充分的重视和有效的使用。这将有助于社会福利制度真正地为社会公民提供无差别和平等的福利待遇,也将有助于社会福利制度在塑造平等的性别关系中发挥更加积极正面的作用。

    (作者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讲师)

编辑:肖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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