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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差异:重新理解达尔文生物进化论

作者:张燕  来源:中国妇女报  发布时间:2019-01-22

反对性别歧视是女性主义最重要的理论着力点和具体实践目标,其理论基石则在于性别差异。本文作者认为,在达尔文理论体系中,性别差异是一个中立的理论概念;而达尔文的生命学说使人们能够在二元对立结构之外,用一种整体的、动态的眼光去理解生命与性别、自然与社会。在以达尔文理论为依据去讨论权利、主体、关系等社会概念时,也应当充分看到这种开放性,理解达尔文式的动态的生命整体观。

■ 张燕

反对性别歧视是女性主义最重要的理论着力点和具体实践目标,而其理论基石则在于性别差异。就概念而言,性别本身就是一个内涵着差异的概念,而性别差异也正是性别歧视的前提预设与逻辑基础。在女性主义者看来,男权主义过于强调男性与女性之间存在着不可消弭的各种差异,更重要的是,男权主义基于这些差异而认为男性具有某种天然的优越性,无论身体方面,抑或心理或智识方面。正是这些优越性的表达,被女性主义者视为一种性别歧视。

在达尔文理论体系中,性别差异是一个中立的理论概念

众所周知,这些差异与优越性的系统性的理论表达可以追溯到达尔文,他在《人类的由来》中多次提及男性在身心、理智方面均比女性更为优越。对男子优越性的描述与分析也因此让达尔文被贴上“男权主义”的标签,遭到女性主义者的批评。

事实上,性别差异作为不同生命特征的区分表达起初是一个中立的理论概念。在自然界,物种之间、性别之间存在各种系统的、或显或隐的差异早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这些差异本身并不具有先验的,或特别的社会意义,只是在具体的社会情境或语言情境之中,它们才获得特殊的社会意义和价值判断。重点在于用何种语言或如何去描述这些差异,而性别范畴便是一种描述差异与共性的哲学社会学建构理论。在这种社会性理论背景下,差异的意义便会受到价值倾向与政治目的的影响和驱动。因此严格来说,性别有“生物性别”(sexuality)与“社会性别”(gender)之分,“生物性别”是描述性的,而“社会性别”则难免带有一定的价值倾向。

在达尔文生物进化理论体系中,他试图通过差异来描述生物的生成与生命的表现形式,以及它们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的区分与联系。就性选择而言,他认为在男女之间存在一些难以抹去的生命特征差异,但只是一种“生物性别”的表达,仅仅表明从根本上区分男性与女性需要依赖性别差异,且受制于性别差异,并不是要表明性别差异具有政治与逻辑上的次生地位。尽管他也表露过男性具有某种优越性,但这种优越性的表达也仅仅是自然差异的表达,并不带有政治目的意义上的性别歧视和性别压迫的价值倾向。比如,男性普遍比女性更有力量是对客观世界的一种描述,但并不能由此推出“男性优于女性”的价值判断。因此,就理论脉络而言,生理机能上的优越性并不能成为性别歧视的逻辑基础。男权世界的价值秩序不应当总是以男子优越性为核心标准,同样,女性主义理论也应当避免过度强调性别差异走向男权的悖论。

达尔文生命学说超越了二元对立结构

长期以来,对达尔文理论的误读或曲解一方面在于将其进化论中的“生物性别”当成“社会性别”来理解和看待,特别是对以“社会性别”为理论基础的女性主义者而言,更容易由此给达尔文贴上“男权主义”的标签。另一方面,对达尔文理论的误解还表现为将其简化成一种对生物进化的局部人文分析,或是一种将生物从社会中抽离出来的自然决定论。其实达尔文并不只是简单描述或阐释了自然科学与人文分析的部分理论,而是提出了一项崭新的生命学说。这一生命学说的贡献不仅在于阐明生物进化的历程,还在于使人们能够在习以为常的二元对立结构之外,用一种整体的、动态的眼光去理解生命与性别、自然与社会,以及它们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

在达尔文的生命学说中,性别差异是生命演化的必然结果,也是自然图景的基本特征。生命“究其最广泛的意义来说,就是伴随着‘生殖’的‘生长’;几乎包含在生殖以内的‘遗传’;由于生活条件的间接作用和直接作用以及由于使用和不使用所引起的变异:生殖率如此之高以致引起‘生存斗争’,因而导致‘自然选择’,并引起‘性状分歧’和较少改进的类型的‘绝灭’。”

他将生命理解为一种在自然选择与性选择共同作用下的自我组织方式,一种依据物质性、实在性生长和再生长的力量,其过程是动态的,生生不息、变化不断的。换言之,达尔文并不是将生命理解为某种既定的遗传特征,或是某种固定不变的存在或本质,而是将生命理解为一种动态的进化过程。在这些过程中,自然是物种起源与进化的场域,生命在此产生和孕育,性别也在此分化和显现。自然不仅提供场所,也参与其中,物种、性别的产生与进化始终都与自然交织在一起,不分彼此。在这里,自然变异永恒,生命演化不息,展示出最大限度的变化与差异。

概言之,在达尔文理论体系中,生命与性别、自然与社会都充满了自在的势能,潜藏着不可预见的变化与各种可能性。因此,在以达尔文理论为依据去讨论权利、主体、关系等社会概念时,也应当充分看到这种开放性,理解达尔文式的动态的生命整体观。

二元对立的解构模式容易陷入二元对立陷阱

然而,当某些人在权利话语体系中讨论各种权利,特别是在讨论男权、女权时,有一个既定的、比较隐蔽的理论前提是将自然差异的性别表达作了二元区分的社会性别解构。在这种解构模式下,自然不再是人类栖居于此、融合于此的自然世界,而只是人类生活的社会背景;女性与男性也不再是自然界中彼此相依、与自然水乳交融的整体结构,而是互相独立、差异显著、力量悬殊的二元对立模式。因此,这种二元的解构模式与达尔文整体性的生命理论模式本质上并不相容,这也是一直以来对达尔文各种误读与曲解的理论根源所在。

女性主义的历史使命不仅要在政治上为了提高女性地位而进行斗争,也需要在理论上建立合理有效的批判方式,形成独立于男权思想的真正的女性思维。在此意义上,需要回到其理论根基开始的地方——性别差异,重新理解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的性别意涵,使之有可能从男性与女性、自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结构之外解释互相之间的关系。在达尔文式动态的、整体的理论视野中,正视不同性别之间的生物性与社会性差异,寻求不同性别在自然与社会之间的连续性,从而开启女性主义全新的思维方式和解释模式。

(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编辑:任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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